鹁鸽楼的“少共”组织

青春联盟

　   　    1933年夏历闰五月十九，鹁鸽楼创立了第一个“少共”组织，这是莱芜党组织的高明远见之举。但这是新事物，应当怎样活动需要摸索着干。由于成员年龄小，又在秘密状态下，为此党组织对“少共”的活动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。基本上是按党的一套活动方法，建立起规章制度，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，从“少共”第一次会议起，先后有刘立三、张永海等同志现场指导。开始时小组会议内容繁杂，形式主义很严重。会议先要推选主席，作形势报告，汇报工作并自我批评、相互批评，还有研究布置工作、临时动议(须有附议)、散会等等程序。经过几次会议后也就自动简化了不少。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有周茂先、刘子裕、张正芳，我被指定为小组召集联络人，实为组长。会议十天(两集)开一次，如有急事随时召集。为保守秘密，开会时间都在晚上，地点在村北刘家小坟茔或东山坡下避风又可及时逃脱的地方。“少共”成员必须按月交纳“组费”，一般为二十文(一个大铜元)。我没有钱，就把每年春节姥娘给的磕头钱按月拿来用。
    “少共”还开展了符合小孩子年龄段的工作，例如有目的地和同学交谈，通过小孩再传到大人耳边，起到宣传作用。还为党组织观察集市上警察的行动，监视坏人的言谈及活动，随时向党员汇报。
    为党内通信跑腿是“少共”成员的优势所在。记得我曾向牛泉的鹿省三、西上庄的刘莱夫、祥沟庄的马子成、秦云川等送信若干次。从1933年到1935年，“少共”组织一直努力吸收新的成员，我在和同学们普遍接触的同时，有意识地找一些同学深谈，先后发展了窦兆让(现在浙江)和吕其富。吕其富为人忠厚正直，积极性很高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八路军，在莱芜城北部和日寇作战时壮烈牺牲。另一个是黄诗弟，他随父母到大连，全家被传染了肺病，母亲死去，父亲只得带子女回家，父亲不久也去世，抗战后黄诗弟也病死了。应该说明的是，从“少共”第一个小组到我们发展的成员都是男性，这不是说女性觉悟低。在那个年代，受封建观念的影响，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不便直接接触，特别是活动多在晚上，这就大大限制了优秀女性参加革命活动。在党组织的发展上，主要负责人是黄仲华，具体人数只有他知道。在90年代，我曾数次因公到杭州，特到医院看望久病住院的黄仲华和刘子正。和仲华谈到鹁鸽楼的党员人数时，他逐个回忆名字，算起来到1935年时，村里有党员四十余人，在当时不足千人的落后农村里，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。其中男党员三十多人，女党员六七人，除两位年轻姑娘外均为中年妇女。党组织还争取团结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人士，如刘永隆、刘圣周、王瑞枫、王传诰、吕玉堂、王元泽等人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同情支持党和“少共”组织的活动。事隔五十年以后，王元泽对我说：“从当初我就觉着刘仲莹领着你们干得对，所以我就暗中助一臂之力。”
; _, |. b6 _) r3 F: T& e    根据“少共”组织几年来活动的情况，党组织的领导方法逐步改变，如参加“少共”的会议，由开始时派人主持变为协助，再到后来则完全由我主持，但是党组织必来人参加。到了晚上，一些党员自然地到刘仲莹家串门聊天，随意交谈，大家都喜欢听他讲革命道理、“南方”及城市见闻。有时他也讲一些历史典故中敢斗争、有志气的英雄人物故事鼓舞大家的斗志和信心，这样大家听得顺耳，容易记得住。记得有一次他激动地说，人生在世就要有志气，中国有几句传统古话说得好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豹过留皮。他说这些话的情景多少年来我一直牢记着。
    党组织的活动是秘密的，很频繁，方式多样，我都随着参加。记得较深的有参加听党课和印刷宣传品。一天晚上黄仲华领我到张永海家，已经坐有刘立三、鹿还山等七八人，由黄仲华同志念党员课本第一课，内容为：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由工人、农民和劳动者的先进分子中产生组织起来的。念后即请大家发言，由于都是农民，一开始还不大适应这种形式，为了不冷场，黄仲华就照课本说了一通，说咱们大伙不就是农民嘛。这样一说，全场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。这个党课的课本是用复写纸写的，此前几天，我在刘仲莹的住处看到他手持铁尖笔，在毛边纸中间夹一页蓝色带油的纸，用力写字后下面的纸上就显示出字迹。我第一次看到很新奇，刘仲莹说，这个不可告诉别人。原来党员课本是刘仲莹为培养教育党员费心抄写的。还是在刘仲莹的住处，我看到他把一张透明的带有方格子的蜡纸铺在一块钢板上，拿着铁笔刻写，发出哧哧的响声，然后用油印机印刷。我帮着掀纸张，刘仲莹嘱咐我千万不要说出去。当时我也不知道印的是什么，也不能多问。隔了一段时间，在野外割草时，听刘立三和另一党员说起某夜到某大镇张贴布告，我才明白那天印的就是宣传品。晚上在街头集合唱《国际歌》，大都由刘仲莹带头。这个歌的内容一般老百姓并不懂得，村里有几个思想顽固的人知道这是共产党唱的歌，但是他们不敢向县政府告发，怕自己连累不起，国民党借此要钱，就更受不了，只好听之任之。
    党组织不只注重开展党内的行动，同时还注意支持社会上的公益活动，以孤立制裁那些仗势欺人、蛮不讲理的分子，支持受欺负、受侮辱的弱者。这些取得了成功，党的活动便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。在夏秋两个收获季节，我村党员参加了破坏地主富农收成的活动。在夜间大家集合，到选定的地富分子的地里，用镰刀割掉麦穗；在秋季则是用棍子击打已成熟的黄豆，第二天动员群众去捡麦穗或拾黄豆。这个行动只进行了一年就停止了，反应和效果如何，也没有总结。我认为当时党内某些同志可能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，当事的地主富农虽然减少了收入，但广大穷人的收获并不会有太多的增加，如此行动尽管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，但由此激起了敌对阶级的对立和警觉。
    1937年日寇发动“七·七”侵略战争，形势发展很快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，韩复榘的军队弃地逃跑，老百姓人心惶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在这危难之际，共产党内很快得到指示：准备武装抗战，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！那时，“少共”的成员已经由少年长成半大小子，跟随党员一起行动。记得在“七·七”事变后不久，天气还热，黄豆的叶子还是绿的，在村东山坡上朱尔贵家大柿子树下，“少共”组织开会，黄仲华、张永海还有任瑞先(王其人)参加了会议。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黄仲华发言说：这几年王传斌同志的工作、表现都不错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县委讨论决定批准王传斌由“少共”成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，并仍兼任“少共”组长。他发言后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对此无异议。任瑞先也发言，讲了形势和任务，随即连夜朝西北鲁西镇方向而去。从此，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，是鹁鸽楼庄第一个由“少共”转为正式党员的人。在准备武装抗日的关头，党组织的决定把我推到新的斗争前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