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脱党的一大代表

senmindong · 发表于 2011-4-18 16:41:01

●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李达遭到大大小小的批斗，绝望中的李达给毛泽东写信：“主席：请救我一命。”据说，这是李达生平第一次称毛泽东为“主席”。但遗憾的是，毛泽东收到信之前，李达已不幸被摧残致死。

●41年后，张国焘在加拿大老人病院，无力捡起掉在地上的毛毯而被冻病，因此离世。

●茅盾在解释知识分子特性的时候说，遇事好寻根究底，好独立思考，不愿意随声附和的这种习惯，在他那一辈人中间是很平常的。当形势突变时，往往要停下来思考———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。

筹备建党时，李汉俊和陈独秀在诸多问题上就有不同看法。在“集权”与“分权”的争论后，两人的距离越走越远。

李达常在两人之间调解，不过李汉俊不肯接受调停，态度坚决地把一些文书交给李达，连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也不做了。

1922年2月，李汉俊负气离开上海的党组织，到了武汉。陈独秀对李汉俊没有多大成见，“二大”时，向他发出邀请。但李汉俊没去，托人带了一封意见书，还是表示反对集权制、铁的纪律。

据张国焘回忆，他第一次见到李汉俊时，觉得这个人不轻易附和人家，爱坦率表达不同的见解，喜怒不形于色。

茅盾后来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也有回忆，说李汉俊有很重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，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。

1924年，中共中央鉴于李汉俊自动脱党，开除了他的党籍。

脱党后，李汉俊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、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务。

但李汉俊此前的中共领导身份给他带来了麻烦，国民党右翼仍认定他是亲共分子。1927年，李汉俊被桂系军阀逮捕，未经审讯便立即押往刑场，执行枪决。终年37岁。

同为建党创始人，李达后来也与陈独秀闹掰了，但与毛泽东关系不错。“二大”上，他表示不再担任中央宣传主任，之后回到湖南，与毛泽东一家住在清水塘。

在张国焘眼里，李达学者气味很重、秉性直率，与人谈话一言不合，就会睁大双眼注视对方，好像是怒不可遏的样子。说话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。

到1923年秋，李达正式脱党，他认为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，不注重研究；对加入国民党想不通；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。

1927年之后，结束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的李达，陆续在武昌、上海、北京、湖南、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，教唯物主义哲学。

埋头著作的李达写出了《社会学大纲》，毛泽东后来读了足足十遍，并写信称赞李达是一个“真正的人”。

1948年，李达的人生迎来转机，他接到了毛泽东寄送的暗语信，上面说：现在公司生意兴隆，希望你能赶紧来参与经营。

李达辗转到了北平，毛泽东还专门派人在车站迎接。见面时，毛泽东仍称李达为“鹤鸣兄”。

随后，李达经刘少奇介绍，毛泽东、李维汉等作为历史证明人，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重新入党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李达遭到大大小小的批斗，绝望中的李达给毛泽东写信：“主席：请救我一命。”据说，这是李达生平第一次称毛泽东为“主席”。但遗憾的是，信件辗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时，李达已不幸被摧残致死。

出席“一大”的包惠僧曾出任党内重要职务，后来奉命加入国民党。“四一二”政变后，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，在回忆录中自称是“消极脱党”。

此后，包惠僧在国民党政府任事直到1948年。

包惠僧和陈独秀私交很好，陈独秀去世之前，这位老友还赶到江津探望。但他一向胆小谨慎，扫“四旧”时怕惹事，就让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忍痛烧毁。这些信原本是他想永久保存的。

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思想后，包惠僧1957年成为国务院参事。22年后，因病离世。

在“一大”出席者中，刘仁静最年轻，当时仅19岁，还是一个埋头于书本的年轻人，张国焘觉得他逢人就喜欢滔滔不绝地说教。

当刘仁静出任团中央书记时，也不过21岁。4年后，刘仁静脱离共产党，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，回到中国后，转向国民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仁静检查了自己的历史错误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出他的声明。这位“一大”代表眼里的小弟弟表示，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。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，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。

刘仁静后来被调往人民出版社。“文革”中曾入狱。1986年，刘仁静以84岁高龄成为国务院参事。一年之后，他横穿马路被公共汽车撞倒逝世。

另外三位脱党者的历史很不光彩。

陈公博在1922年6月写文章支持军阀陈炯明、反对孙中山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。不久，他声明脱离中共。周佛海步入陈公博的后尘。在陈公博脱党两年后，周佛海脱党，加入国民党。再往后，两个人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、三号汉奸。

作为毛泽东最初的朋友和后来的敌人，张国焘一直身居中共要职。1938年，去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祭扫黄帝陵，张国焘扎进了国民党的怀抱。

4月17日，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。次日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。

41年后，张国焘在加拿大老人病院，无力捡起掉在地上的毛毯而被冻病，因此离世。

而在建党初期，还陆续有一些早期党员出现脱党现象。其中包括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本中译本的译者陈望道、介绍周恩来入党的张申府等。

“那时候谁也不懂什么组织原则，只知道个代表会，不知道过组织生活的事。”1921年由李大钊、邓中夏介绍入党的朱务善在回忆中说，初期不少党员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，“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，一切偏重于感情。” 陈独秀也曾在代表大会上批评党内的这种不良倾向。他承认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，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。但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，也不应当退党。

后来想起老友，包惠僧也觉得陈独秀是有点家长作风。因为他年长，很多人又都是他的学生，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。

不过，李达、李汉俊和张申府这些因政见不同脱党的知识分子，并未因此完全与以前划清界限，而是坚持在党外做帮助党的工作。

“脱党的情况可能是多样的，自然也与其个人不坚定有关。1927年以后，有人害怕被捕，有人是联系不上组织等，原因很复杂。”山东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、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福记认为。

茅盾曾在解释知识分子特性的时候说，遇事好寻根究底，好独立思考，不愿意随声附和的这种习惯，在他那一辈人中间是很平常的。当形势突变时，往往要停下来思考———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。

“在大革命中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——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；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———右的从动摇、妥协到逃跑，左的从幼稚、狂热到盲动……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，很多人都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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