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一，关于嬴城是嬴国的都城说。直观”嬴城“二字，理应解读为嬴国的都城。但是，结合历史实际做分析，既无历史史料可查，也无历史实物可考，都城之说，难以服人。据史料载，嬴人曾经是一个非常兴旺的族群。如果他们真是定都于此，无疑，必然有嬴人中心族系生活遗迹可考。而证明嬴人中心族系久居之地的可靠实物就是陵墓，因为其它实物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，但陵墓是固定的，永存的。然而，在这里并没有考察到嬴人一穴一墓的痕迹，何故？答案就是嬴人没有在此立国建都。
不过，此地关于”城“的概念起因还是有据可查的。史料载，公元前500年，鲁国大夫季斯为旌表孔子夹谷会盟之功，特筑城于此，以表感谢之意，定名”谢城“。此前，这里并没有”城“的文载，所以，嬴城理应是谢城演绎后的叫法，并不是嬴国的都城。
其二，关于嬴邑是伯益的封邑说。伯益即伯翳，系皋陶之子，被赐嬴姓，称嬴人的先祖。立说者认定，”虞夏时期，此地应是伯益的食邑和活动地“。并引证《越绝书•吴内传》：”益与禹臣于舜，舜传至禹，荐益而封之百里。“引《凤洲纲鉴纂•夏帝启纪》注曰：”初禹荐益，而封之百里。“一讲舜封，一讲禹封，不管谁封，被封无疑。此处需要指出的是，引其证，必先明其意。益被封的是”官“，还是被封的领地--- ”食邑“？这是需要搞清楚的。其中有两个关键词，一个是”荐“字，一个是”百里“。对照古人的习惯用语可知，此处的荐字，并不作推荐、举荐讲，而是表达藉、慰藉之意；此处的”百里“不是指领地，也不是指食邑，而是县官的代称。古代常以”百里“代指县令官，如《北山移文》中就有”跨属城之雄，冠百里之首“句，这里的百里即指县令官。句子的表意就是”居于各县令的首位“。在李陵《答苏武书》中有”当享茅土之荐，受千乘之赏“句，其中”茅土“就是受封，”荐“即慰藉之意。由此可知，伯益被封的是个”七品芝麻官“，而不是封地。熟悉华夏历史的都知道，舜禹之时，是公天下的社会，在公天下的社会中，是没有”封邑“一说的。所以，伯益被封与莱芜的嬴邑毫无关系。
此地关于”邑“的称谓，史料中有几种线索可查。公元前685年，齐桓公兴兵伐鲁，尽侵夺去鲁国的汶阳田，在嬴址设邑，称南鄙邑，同时设了鄙邑宰，三年后鲁国要回。此后齐人多称此地为”汶水之上“或”汶上“。公元前659年季友败莒师有功，鲁僖公加封此地为季友的采邑。在考古史料中，有”嬴，周之邑“的记载。”周之邑“即指季友的采邑。嬴邑，当是”周之邑“的变称。所以，嬴邑的表意，不是嬴人之邑，也不是齐人之邑，而是鲁人的采邑。
其三，关于嬴地是少昊出生地说。把一个出生于五、六千年前的人的降生之地，认定得如此准确具体，这本身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。少昊姓嬴，是嬴姓人的始祖。他生活在以渔猎采集为生的原始时代，那时，人们过着吃住不定，行迹无常的动荡生活，根本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地，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，怎么去确定一个人的具体降生之地呢？为证明嬴地是少昊的出生之地，立说者推论说：”如炎帝生于姜水而姓姜，黄帝生于姬水而姓姬一样，少昊生于嬴水而必姓嬴。“此地有无”嬴水“之称，姑且不论，即使真有其名，”生于嬴水而姓嬴“的推断也是不正确的。姜姓，姬姓，嬴姓，及太昊的风姓，都是古人自主自愿选定的结果，它们之间，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。既不存在”必须“姓什么的因果制约，也不存在”必然“姓什么的遵循规律。他们可以姓风雨雷电，也可以姓沙石牛马。试想，如果生活在姜水地域的人，最初选定姓牛，而生于姬水地域的人，最初选定姓马，那么，后人看到的就是”炎帝生于姜水而姓牛，黄帝生于姬水而姓马“的史载。以这样的史载为据，推论”生于嬴水的少昊“应该姓什么呢？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答案。
当然，在莱芜地域中，亘古以来就没有”嬴水“之名，在先秦时代，也没有”嬴汶河“等”河“的称谓，只有”汶水“一说。所以，关于”少昊的嬴姓是因降生于嬴滨而得名“、”少昊生于嬴水而必姓嬴“，这些断语，均属不实之词。
关于嬴地称谓，史书中多有载述。地方史料中载：”古代，泰山古为嬴地，山之阳为嬴，山之阴为覃。西周时，山阳为鲁，山阴为覃。“史书载：”鲁桓公三年，亲至嬴地，与齐侯为会。鲁侯遂于嬴地纳币。“汉史载：”灌婴败田横于嬴下。“诸多史料表明了如下事实：1、嬴地之称，由来已久，体现了它的原始性，理应是此地的原称；2、嬴地之称，跨越商、周、秦、汉相传而不废，体现了它的自然属性，说明这是一个自然地域称谓，而不是行政区划名称。
嬴，是嬴人的族姓。以族姓定地名是有条件限制的。只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方可成立。其一，这里是中心族系的所在地，即国都之地；其二，这里是族系头领及国人常来常往之地；其三，这里是疆域标志之地。关于都城说，前面已经作了否定，这里再提一条不是都城的理由。此地与大汶口处同一地域，同属大汶口文化地带。大汶口是嬴文化的发祥地，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中心，显然，大汶口就是嬴姓中心族系的驻地，即国都之地。大汶口作为嬴文化发祥地的确立，是对大汶口为嬴国都城所在地的直接肯定，同时，也是对嬴地都城说的间接否定。
关于嬴地与嬴姓国人的关系，可结合嬴文化的发展做探讨。大汶口文化是嬴人创造的文化，被史学界定名为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。山东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继续和发展，其中心地就在覃国的龙山城子崖。考古认定，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有两千多年的相互叠加过程，这就是说，山东龙山文化是嬴、覃两国国人通过两千多年的相互交往发展起来的。嬴地地域是嬴覃两国交往的必经通道，嬴地又是这条通道的关键地带。这里距大汶口足有两天的路程，由此去覃国需翻越百里之遥的荒山野岭，因此，嬴地就成了两国交往途中的必住之地，必设的驿站。所以，将此地冠以”嬴地“之称谓，既反映了嬴姓国人常来常往的生活现实，也表达出了标志性地域之称的内含。
嬴地，虽然没有多少嬴文化的遗迹、遗物可考；但是，它对东夷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。嬴的称谓是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，闪烁着华夏史前文化的灿烂光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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